6月15日，在经过了长达10天的封闭式讨论之后，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终于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一致认定安达信阻碍政府调查的重罪罪名成立。陪审团的这项有罪认定虽然最多不过使安达信受到可达50万美元的罚金，但它同时使得安达信不再有资格对在美国证监会注册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这无疑正式宣告了成立于1913年、有近90年历史、曾经身为享有崇高职业声誉的全球五大会计师行之一的安达信的终结。
1.旗鼓相当的法庭对抗
在休斯顿联邦地区法院进行的事关安达信生死的这场官司，无论对代表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对代表安达信的律师团，对控辩双方的证人，还是对主审女法官哈蒙和12名被选入陪审团的陪审员来说，都是一场备受压力、异常艰难的官司。
在3月份司法部决定对安达信提起刑事控告之后，应每天都面临客户流失的安达信的要求，法院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将开审日期安排在了5月6日。在随后紧锣密鼓进行的23天法庭辩论中，控辩双方各显所能、唇枪舌剑，在法官和陪审团之前斗得难解难分。坦率地说，这种局面是很多人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因为司法部只指控了安达信一项罪名，即安达信在得知美国证监会即将开展调查之后销毁与安然相关文件的行为构成了阻碍司法公正的罪行；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主控的检察官们只要证明，出于避免即将开展调查的证监会获得有关安然的审计文件的目的，至少有一名安达信的合伙人或雇员至少试图劝说其他合伙人或雇员销毁有关安然的审计文件，而主管安然审计业务的安达信合伙人大卫·邓肯早已认罪并成为检方证人。因此，从法律角度看，辩方的举证任务无疑要比检方要艰巨得多。
事实上，辩方也只好采取了相当冒险的诉讼策略——竭力向陪审团证明邓肯只是一名无辜被卷入这场诉讼的人，邓肯愿意认罪并非因为他犯有为阻碍证监会调查而销毁或者劝说或指令他人销毁文件的罪行，而是害怕如果不和检方合作将被指控像审计欺诈等更加严重的罪名。同时，检方在诉讼中也犯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在举证到底有哪些文件被安达信销毁了的时候，出现过检察官举证哪一项文件被销毁、安达信的律师就马上能举证该项文件已提供给证监会的局面，使得辩方的策略一度看来颇为成功。
不过，检察官也很快还以颜色，向陪审团出示了一些重磅证据，包括安达信总部的内部律师南希·坦布尔的个人笔记以及有关安达信对Sunbeam公司和废物管理公司所犯的审计过错等证据。尽管出示这些证据遭到了辩方律师的竭力反对，但哈蒙法官最终还是允许检察官向陪审团出示这些证据。
到了6月5日的最终陈词阶段，检察官一口咬定安达信的合伙人和内部律师在预料证监会即将开展调查的情况下蓄意销毁文件，而安达信的主辩律师哈丁则声称检察官并未能证明有任何人接到销毁文件的直接指令、而且控方亦无任何证据证明安达信意图阻挠证监会的调查。
2.难产的陪审团
控辩双方各尽所能以力求说服陪审团成员后，就到了终见分晓的陪审团审议阶段。在哈蒙法官就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对陪审团给出长达11页的指示之后，从6月6日开始12名陪审员就正式进入了封闭式的审议以决定是否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休庭之后，控辩双方都照例对媒体发表了乐观的声明，但同时又拒绝对陪审团的审议结果进行预测。
不过，各方很快就发现，这是一场异常漫长的等待。
陪审团在第一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进行了9个小时的审议之后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他们向哈蒙法官递出了三张小条子，要求提供相当一批书面证词以供审议。在随后的几天内，闷局还是未能打开，《华尔街日报》每天对安达信案件的陪审团仍在进行审议的报道几乎成了一种惯例，外界开始猜测陪审团因出现意见分歧而陷入僵局。到了第六天，陪审团再次向哈蒙法官递出了一张小纸条，说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但哈蒙法官的答复是要求陪审团以加倍的努力继续审议以求达成一致意见。第七天，陪审团又递出了一张小条子，要求法官澄清一个令各方都感到有些意外的法律问题——陪审团问：“如果我们每一位陪审员都相信有一位安达信的合伙人或雇员蓄意行事以阻碍司法公正，是否要求我们所有陪审员都相信这位蓄意行事者是同一个人？如果有的陪审员相信A是蓄意行事者，有的相信B是蓄意行事者，而还有的陪审员相信C是蓄意行事者，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安达信有罪？”
控辩双方马上都意识到，哈蒙法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成为事关胜败的关键。于是控辩双方立即向法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检察官们认为陪审员们无需对蓄意行事者的身份达成一致，而安达信的律师认为应当达成一致。不过，从法律角度看，陪审团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对安达信一方来说就不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安达信的辩护律师的巨大努力并未能说服任何陪审员相信并没有人蓄意劝说他人销毁文件。
因此，安达信的律师在提交关于陪审团应当就蓄意行事者的身份达成一致的书面意见的同时，还提交了一项动议，认为陪审团目前已经陷入僵局而无法进行正当有效的审议，要求法官将案件延后重审。
在经过一天的思考之后，哈蒙法官最终在其对陪审团的回答中采纳了检方的意见，即陪审团无需对蓄意行事者的身份达成一致，而且她同时也拒绝了安达信关于不当审判和延后重审的动议。
哈蒙法官的这项意见被普遍认为是检方的重大胜利。虽然安达信的律师对法官的决定表示强烈反对，但我看哈蒙法官的决定还是属于中规中矩的意见，因为从法律上看，陪审团提出的关于蓄意行事者身份的法律问题属于以前联邦判例法上未有现成答案的问题，而对成文法的解读的确并无要求陪审团必须认定是同一蓄意行事者在阻碍司法，各州法下极少数涉及类似法律问题的判例的主流意见也是不要求必须就蓄意行事者的身份达成一致意见。
至于安达信的律师关于不当审判和延后重审的动议，虽然这次陪审团的审议时间相当长，但似乎尚不足以以此为据证明陪审团中持少数意见的陪审员已经因为审议过长、要求达成一致意见的压力过大，被迫屈从于多数意见。
在获得哈蒙法官关于认定蓄意行事者身份问题的解答之后，经过艰难审议的陪审团终于在第十天得出了其审议结果：一致认定安达信阻碍政府调查的重罪罪名成立。令人意外的是，陪审团在认定蓄意行事者身份这个问题上最后也达成了一致，这使得哈蒙法官在前一天的解答对审议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并未起到实际影响。
12名陪审员一致认定安达信总部律师坦布尔女士蓄意劝说其他人销毁文件以阻碍证监会调查，其重要根据包括检察官出示的坦布尔女士的笔记上显示她在证监会开展调查之前1个月就已经预料到即将到来的调查及这种调查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她随后向邓肯发出的要求执行“文件处理政策”的电子邮件。
3.别了，安达信
在陪审团认定安达信有罪之后，安达信马上通过其律师发表了正式声明，宣布将以“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不当以及应用了错误的证据规则”为理由提起上诉。不过依我看，其效果无非是为安达信在安置员工、安排解体上争取多一些时间而已。
因为根据有关联邦证券法规的规定，除非得到证监会的豁免，被认定犯有重罪者不得替上市公司审计其财务报表。安达信被陪审团认定犯有重罪这一事实本身，已经使得安达信丧失了继续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而且，这种审计资格的丧失是自有罪判决之日起自动生效，而不管对该判决的上诉是否尚未审结。另外，安达信与证监会在去年就废物管理公司的审计问题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也规定，如果安达信再有任何违反联邦证券法规的行为，证监会可以随时吊销安达信为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资格。
事实上，安达信已经在陪审团作出决定的当天主动通知证监会，安达信将从2002年8月31日起停止对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除非证监会认为应当选择其他更为合适的日期停止审计业务。证监会则在稍后发表声明表示，在8月31日之前，证监会仍将执行其在3月份安达信被起诉之后发布的临时措施的规定、继续接受由安达信审计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
证监会采取这种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让那些目前仍然保留安达信作为独立审计师的上市公司，有一段过渡期以完成更换审计师的工作。同时，证监会重申其对安然和安达信的调查仍在继续进行。但证监会最终将采取何种行动对于安达信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安达信作为一个会计师行的消亡随着陪审团的有罪认定已几乎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确定。
4.华尔街自救
的确，无论是对安达信在全球的数万员工，还是对会计业，甚至对整个华尔街的职业服务行业来说，安达信因少数合伙人和员工的不当行为而落至此下场的教训都是及其深刻的。
前国务卿贝克曾为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的精髓在于能够将贪婪这一具有破坏性的人类本性，转化为可作为动力的善意的自我利益”，但在经历了1990年代以来的资本市场的十年荣景之后，人们头脑中的那根弦再次逐渐松懈于“贪婪”的本性之下，而各种被设计用来实行监督纠正的机制也纷纷被贪婪的本性所淹没，像安达信那样本应作为市场“看门狗”的独立审计师在数以百万美元计的丰厚咨询业务收入面前丧失了独立性和职业道德，就是一个明证。
正如我在以前关于安达信案件的评论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信用是市场之本，当市场出现极端恶性个案的时候，对这些企业往往不得不予以剔除，这与对“恶性肿瘤”必须切除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因为大众投资人往往很难区分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他们很可能误把个案作为普遍现象，于是个别坏公司可以导致投资者增加其对市场的平均系统风险的普遍预期，从而从整体上削弱投资信心。
这个道理对于安达信同样适用。独立审计师是保证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重要制度环节，但安达信在安然事件中的角色，本来就已经导致公众对包括审计师的独立性产生了相当的怀疑；而其销毁文件的行径，更是使得自己绝对地失信于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对安达信所审计的公司的财务状况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就成为市场的自然反应。由于安达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占到美国上市公司的近1／5，这种由安达信自己的失信行为所引发的对上市公司业绩的普遍怀疑已经要演变成一种系统风险。
因此，联邦法院的陪审团认定安达信有罪，虽然对绝大多数并未卷入安然事件的安达信员工看起来似乎有些罪及无辜，但在现行法律下，安达信的少数合伙人和员工销毁安然文件的行为，的确可以使得陪审团认定整个会计师行犯有阻碍司法的罪行并要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个有罪认定给了市场和投资者一个强有力的明确信号———现行法律制度绝对不会容忍恶意损伤市场信用制度的行径。因此，这个判决从长远看有利于降低市场的平均系统风险，恢复投资公众对于市场制度的信心。
安达信被刑事起诉和认定有罪的下场几乎令所有的华尔街专业人士都感到了切肤之痛，因为对于将收入的相当部分投资于投资银行、律师行和会计师行的专业人士来说，个人利益与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一旦因职业行为不当而受到起诉，的确是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实在玩笑不得。
事实上，今年以来，对财务信息的披露已经得到很大加强，无论是投资银行、律师还是会计师，大家在准备披露文件时对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像证监会最近不少关于加强对表外业务、管理层对于业务展望等信息的披露要求，虽然尚处在征求意见阶段，但实际上很多会计师和律师都已经在实践中开始主动按照这些尚未正式生效的规则增加了有关披露的内容。
另外，几乎所有会计师行都开始着手将咨询业务和审计业务进行分离。
同时，美国证券交易联合会、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等非政府自律机构已经纷纷出台了不少自律性规定以加强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信息披露，像全美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全美律师协会等行业协会也准备出台关于加强职业操守、维护职业独立性的规则。
正如最近一期的《商业周刊》关于重建对上市公司信心的特别报道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真正推动公司治理和会计业改革的动力既非来自国会和政府，也非来自上市公司的CEO们，而是来自于华尔街、投资者和职业服务行业。
毕竟，最终自己的错误还是要靠自己纠正，对华尔街来说，现在又到了需要敲响警钟的时候；而这一次，安达信成了那只被狠狠敲响的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