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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宪宗：一个儒商对百户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独立调查 “供养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心头压着一座大山。通过自己对百余户农家的独立调查，我想证实的是，在一些偏远农村，的的确确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养大学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沉重而伟大的父爱母爱。我希望以自己的公益行动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进一步关注，降低高校收费标准，畅通 ‘绿色通道’，使千千万万个农家子弟不要因为‘学费重如山’而徘徊在大学校门之外，也希望从农村土地走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忘记为养育自己而累弯了脊梁的父亲母亲。” ———党宪宗 |
镜头一：在苏州上大学的女儿辗转回到渭北老家的窑洞，睡在土炕上。月亮照进来，母亲怎么也睡不着，望着熟睡的女儿喃喃自语：“都是一个月亮照着，我娃为什么比人家的娃遭罪？妈这辈子，砸锅卖铁，累死累活，也要供娃念完大学。”
镜头二：父亲在山坡上放羊，母亲在县上打烧饼。“状元”儿子一年的大学学费和生活费是一万二千多元，赚够儿子4年的大学费用，母亲要卖够96万个烧饼。
镜头三：去年10月26日一大早，一辆农用车拉着22名农妇到黄河滩摘棉花，不幸翻到沟里，14名农妇丧生。而这些妇女起早贪黑去摘棉花卖，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急于给孩子凑学费。
在西安和合阳两度采访党宪宗的日子里，类似揪心的镜头在半月谈记者的心头闪回拉近，挥之不去。它们不是电影虚构的故事，而是党宪宗本人耳闻目睹的真切世相。
63岁的党宪宗魁梧豪放，方脸浓眉，声若洪钟。就是这样一个渭北旱塬的“硬汉形象”，却完成了一项最能触摸情感软肋的民间调查访谈，而且几乎每一次入户访谈都是在与众多供养大学生的农妇们及其丈夫们一起失声对哭中完成的。
百日百户调查直指农村大学生供养难
地处陕西渭北旱塬的合阳县，一个拥有44万人口的农业县、贫困县，同时拥有一个出了名的别称：“大学生县”。对于祖祖辈辈在这里“土里刨食”的农民来说，改变家族命运的主要指望是孩子能考上大学，风风光光地跳出“农门”。合阳县每年约有3000名学生升入高校，而80％是农家子弟。
然而，近十年来，金榜题名之喜降临到许多合阳农民家庭时，因为难以承受的高额学费而变得喜忧参半。从1990年开始，党宪宗经营的宾馆旅社每年都要接待高考学生和家长住宿，由此引发了他对供养大学生的长期思考。
现任县人民政府招待所总经理、县商会副会长的党宪宗，除了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外，一直生活在合阳。他当过农民，做过中学公办代理教师，创办过合阳县“关睢诗社”。1985年起，靠着“敬业、人和、文化气息”三大秘诀，党宪宗先后承包了好几个宾馆饭店，个个火。
2003年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一个送小儿子进考场的老同学。“他几欲失明的双眼，满脸的褶皱，我几乎认不出来了。老同学跟我聊起供养3个大学生的艰辛。我掉泪了。”
平素涉猎广泛勤于思考的党宪宗感到，农民子弟跳“龙门”苦，最苦的还不是农家学子，而是学子身后含辛茹苦供养他们的父母。“我想为这些父母呐喊！”一个异乎常人的特别行动计划在这位儒商的头脑呼之欲出。2003年7月，党宪宗硬是放下自己的生意，全不顾老伴的反对，专门腾出3个多月的“整装时间”，在炎炎暑夏走访了合阳县近20个乡镇上百个村庄、百余户人家。
翻一道道山，越一道道岭。半路上碰上暴雨、冰雹，就上村里老乡家避一避；饿了，就买几个烧饼、吃碗泡馍充充饥。为摸到第一手资料，党宪宗特地自费购置了照相机、录音机、摄像机。他与每户进行掏心窝子的访谈，每次都不下两个小时。高密度的入户走访使他几乎忘记自己是个糖尿病患者。
历时3个月，花费5万元，300多小时的谈话录音，近100个小时的录像。当年县政协会上，身为政协常委的党宪宗提交了一纸提案，疾呼减轻农民供养大学生之累。当他据此写出的20万字的调研报告在这个贫困县里传阅时，连县上的领导也为之动容、垂泪。
“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贷的都借遍了”
大学学费与农民收入的巨大反差，是党宪宗调查的重点。合阳县坊镇东雷村236户人家，出了70多个大学生。村民范香叶是党宪宗采访过的农户，1991年以来，她家3个孩子考上大学，最小的儿子目前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研究生。今年6月28日上午，党宪宗带着半月谈记者一起回访时，范香叶与丈夫马连军刚刚卖掉了当天采摘的19.7斤花椒，换来了37块钱。
范香叶抹着眼泪告诉记者，大女儿那时学费低，农业收入也可以，负担并不重。到了供老二、老三上大学时家里就扛不住了。老三2001年考上大学，第一次就要1.5万元，只好从农村基金会贷了6000元高息贷款，每年利息就要2600元。除了养鸡、羊、牛，范香叶经常深夜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钱，常被蝎子蜇不说，有一次她还滚到崖下，摔折了腿。“3个娃娃上大学，家里总共负担了11万元，这几年拼死拼活，还欠人家2.5万元。”
党宪宗给半月谈记者算了笔账：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而最近5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劳奋斗10年，也未必能支撑一个孩子读4年大学，何况有的农民家庭还要供养两三个。半月谈记者在合阳县农户采访，就听到一声炸雷般的呼告：“学费重如山，除了天和地以外，能借贷的都借遍了！”
念成了大学累垮了父母，舐犊之恩回报却总是姗姗来迟
“可怜天下父母心”，调查中最让党宪宗肃然起敬的是这些农户黄土地般坚忍的生命毅力和博大的父爱母爱。“在儿孙不济事的情况下，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居然承担起供养重孙上大学的重任。还有一位鳏夫，为供养3个女儿上大学，十几年未再续娶，为挖药材卖钱，在深山老林差点儿叫狼叼走了。”
一起回访坊镇东雷村农户刘赛芳时，记者和党宪宗一样泪水几次夺眶。刘赛芳家有两个孩子，大儿子今年西安理工大学毕业，正在联系一家印刷厂，老二还在西安上大专。为挣学费，刘赛芳的丈夫马振发跑到西安一家单位烧锅炉、打扫卫生，一个月挣500块钱。他累得胃出血，可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治疗，今年初病情加重，不到50岁便撒手人寰。
党宪宗调查的百余户，有11人因孩子的巨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
和家庄镇长洼村村民王全胜家的悲剧让党宪宗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王全胜因摔伤生活不能自理，大儿子智力又有障碍，几个孩子都在上学，全家靠老伴一人支撑。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村里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据党宪宗调查，工作后的大学生，多的每年给家庭回报1000元，少的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没有一分钱的回报。 “真正能回报父母大约要到20年后，而那时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动、享受不了了，有的则可能早已不在人间。”党宪宗难掩莫名惆怅。
而这些“天之骄子”的父母们几乎都用同样的语言回答党宪宗：儿女有儿女的难处，虽然工作了，可还要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城市里用钱地方多。
采访中记者心灵备受震撼：这些在生活底层终身劳碌、累死累活、像牛马一样拼命的父亲母亲们，究竟为了些什么？在祈求着什么？是什么在支撑着、推动着、逼迫着、鞭打着他们？这些父亲母亲们的天空在哪里？阳光在哪里？看似干涸的心底，看似枯寂的灵魂，其中蕴藏着怎样撼人心魄的丰满和执著，怎样惊天动地的情感和力量！他们以自己贫弱的物质，用自己弯曲的脊梁，默默背起了一座大山，一座承载着一生的使命、全部的意义的大山。他们为孩子的未来、为自己的尊严，去背。他们也是为政府的责任、为社会的进步，去背。他们是普通的，也是伟大的。在贫穷中顽强坚守、不息抗争的父亲母亲们，是需要儿女一生感恩的，是需要社会深深铭记的，是需要我们时时奉献的。
盼望农家子弟上大学的“绿色通道”畅通
稍感欣慰的是，近几年来，大学生和大学生家庭的贫困问题已经得到国家、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出台了奖学金、助学贷款等一系列政策。党宪宗说，希望加快普及这些助学政策，同时治理教育乱收费。
今年7月25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称，国家助学贷款已资助240.5万人读大学，去年39万贫困家庭大学新生通过“绿色通道”未交学费直接入学。今年6月，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必须对所有新入学的贫困家庭学生开辟“绿色通道”，并确保“绿色通道”的畅通。
临别时，党宪宗向记者约略透露了他瞄准的下一个调查计划：农家子弟大学生就业现状调查。“人活一世，总得做成一两件事，而且是公益善事。”他说。
党宪宗是第一个给县上希望小学捐款的人，他还多次向县商会会员呼吁捐助公益事业———这是记者后来侧面打听到的信息，采访党宪宗的几天内，他本人没有提，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觉得，面对广大需要救助的苍生，个人一点微薄奉献不值一提。（记者 周清印 陈钢 秦亚洲）
从1986年我国正式启动政府主导型的大规模扶贫开发行动以来，到今年已经整整20年了。20年来，我国成功解决了2亿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扶贫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全国一些扶贫开发重点地区调研时发现，农村贫困群众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还不是很高，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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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边缘化”现象。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少数地方领导干部就此判断我国农村已经超越了“扶贫阶段”，扶贫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的历史时期不需要了，至少是不重要了。这使得扶贫在基层工作的议事日程中日趋边缘化，出现了扶贫工作淡化和弱化、扶贫投入日渐减少的苗头。
──“新农村冲动”和“扶贫政绩化”现象。在一些很贫困的地方，基层干部也不切实际地大树“新农村”样板，不惜投入三五千万元巨资堆出一两个“小康村”，供各级领导视察参观，而大量急需扶贫的贫困村庄却得不到任何改善。
──“富县穷村”现象。我国的扶贫开发，向来针对的是贫困地区而非贫困人口。在一些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记者看到：虽然名义上是“农村扶贫”，但国家的大部分扶贫资金，其实并没有真正用到农村，而是流向了县城，变成了城镇里林立的高楼、漂亮的广场、宽阔的街道以及虽然也向乡镇延伸、但仍主要是为城里人服务的柏油马路，而农村贫困面貌依旧，农村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并无大的改善，农村扶贫在相当程度上反而把贫困地区内部的城乡差距拉得更大。
──“扶贫造富”现象。正如同发达地区也有穷人一样，贫困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而在一些地方，本已捉襟见肘的扶贫资源竟也染上了“嫌贫爱富”的毛病：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追逐高额商业利润，喜欢“大笔放贷”而不愿做“小额信贷”，扶贫贷款真正能落到头上的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国家在贫困地区投入巨资兴建的大型扶贫开发工程，因为招标制度的门槛原因，根本就把穷人排斥在外，富人远比穷人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拿到这些项目和资金；还有个别所谓“扶贫龙头企业”，把本应扶持贫困农户的款项尽收囊中，或者拿走了大头而只给贫困农户留一口残汤……就这样，扶贫体制在一些地方变成了一部“造富机器”，不但未解决贫困问题，还加剧着贫困地区内部的贫富分化。
──“温饱陷阱”和“隐性贫困”现象。我国至今沿用的贫困线是1985年农村年人均纯收入206元的标准，到1990年这一标准相当于300元，2000年为625元。这一贫困标准实际上只是一个“饿不死人”的标准，并不能真正保障穷人的温饱。这其实是一个“温饱陷阱”，从统计数据上看全国低于此标准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300万，而记者在农村调查时却发现，那些不再列入贫困人口统计的农户，仍有很多人无法保证温饱，返贫者大有人在，而这些隐性存在的大量贫困人口，却得不到任何扶贫政策的阳光雨露。不尽客观的统计数据从思想上、实践上为人们造成了“扶贫越来越不重要”的错觉，导致一些基层政府在决策上开始轻视扶贫。
──扶贫理念上的“弱者歧视”现象。“扶穷不扶懒”、“造血不输血”似乎已成了扶贫工作的不二法则，而事实上把农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懒惰”既不客观也不公正，记者亲眼所见的许多贫困乡村，农民们也非常勤劳，但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确实不具备发展产业的基本条件，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已丧失殆尽，诸如西北的干旱荒漠区、西南的石漠化地区。在一些地方被片面执行的“产业化扶贫”，不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群众享受基本生活保障的障碍，而且往往成为贫困地区干部“逼民致富”、侵犯农民生产自主权的理念根源和行动借口。
──扶贫模式上的“重心错位”现象。“开发式扶贫”仍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的中国特色的扶贫模式，但“开发式扶贫”的重心究竟该放在“开发”上还是“扶贫”上，实在是值得扶贫工作者反思的大问题。记者在一些贫困县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对“开发”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国家下拨的扶贫款一股脑都进了“开发”的盘子，经济项目越上越多，却越来越远离“扶贫”的目标。其实，“开发”应该有另外的渠道、另外的公共财政预算来专司其职，何必强求扶贫部门也来凑“开发”的热闹，扶贫部门还是专司“扶贫”之职为好。
──“发展伤农改革危农”现象。与“开发式扶贫”的重心错位一样，记者也惊异地看到一些地方为了加快发展反而伤害了贫困农民群众的利益，使他们愈加陷入贫穷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这突出地表现在西部矿产资源富集区，很多的开矿项目不仅没有使当地贫苦农民富起来，反而使得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基层政府为了地方发展而上的水利、水电、交通、工业园区等项目，因为库区移民、征地拆迁等等原因，也使农村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穷人”。此外，一些地方开展的“主观愿望良好”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事实上也在为贫困的加剧推波助澜。
──贫困群众中的“吃肉骂娘”现象。毋庸置疑，经过20年的扶贫开发，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确实得到了极大改善，每个贫困农民也能够间接地从这些改善中受益。但仍有群众讲怪话说“扶贫是水中月亮，看得到却摸不着”、“扶贫是画给老百姓的大烧饼”……“骂”扶贫的也大有人在。统计数据显示，中央财政迄今为止投入的扶贫资金已逾3000亿元，这还不算从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各农口渠道下去的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国家花了血本，不少老百姓却不领情，为什么？而面对退耕还林、“两免一补”、粮食直补、免农业税以及民政救助等政策，贫困群众却是一片叫好，并无不满之言，这又是为什么？显然，群众更看重直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的扶贫体制多多少少忽视了群众的这一需求，而各种“走样”的扶贫政策执行情况更加剧了群众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