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摘要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过去10年里就不曾间断过，只不过在高速增长的GDP面前，争论就只是争论罢了。但2008年，就在国人畅想未来黄金十年的时候，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首次让我们在增长方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油价冲破150美元/桶，跟着外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滑落，特别是今年经济刚刚有起色而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人口红利又遭遇民工荒时，每个憧憬未来的中国人都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等了。
尽管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优势，但近来有迹象显示，随着“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渐消失，这将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最近一段时间，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社会各方都在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日益突出的“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渐消失，但这将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经济增长方式定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的方式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向低碳经济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向自主创新型转变；由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向“共同富裕”转变。
二、经济增长方式解释
一般指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数量型增长方式片面追求数量、产值和速度，致使经济增长质量低，效益差和结构失衡；质量型增长方式则改变这些弊端，注重经济增长中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产业结构的协调。
三、经济增长方式区别
从经济增长推动的方式区别，数量型增长方式一般都是由高投入、高消耗推动的，是一种消耗型增长方式；而质量型增长方式则是由劳动、经营管理效率提高、技术进步、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等因素形成的动力所推动，是一种效率型增长方式。因此，从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是由消耗型增长方式向效率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从不同角度出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或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之说。
四、经济增长方式政策
2009年3月温总理在《报告》中除了强调保增长之外，还提到调结构和重民生的重要性。同日公布的4万亿投资的最新构成也有所调整：基建投资比重有所降低，从18000亿降至15000亿；而促民生、调结构支出比重上升，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从2800亿上升至4000亿，医疗教育从400亿大幅增至1500亿，自主创新从1600亿增加至3700亿。
《报告》指出今年政府将大力推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社保方面，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中央财政拟投入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加439亿元，增长17.6%。教育方面，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加大教育投入。医疗方面，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今后三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以保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将促使美国改变长期以来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经济发展模式。信贷泡沫的破裂和消费领域的去杠杆化，使得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增加储蓄为自己提供更多的保障，个人储蓄率很有可能从0%左右回到长期储蓄率6%至10%的正常水平；同时消费占GDP比重将从72%下降至65%左右的水平。因此原本依靠消费拉动的美国经济的复苏也将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状况更糟，复苏也更遥远。
基于发达国家经济的深度衰退和外需疲弱，中国最近几年来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得不改变。启动内需, 特别是消费是必然的选择。由于中国社保与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使得居民消费意愿不高，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足50%，大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家庭负债占GDP的比重不足15%，也远低于欧美国家的近100%。因此，中国在促进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原来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主要集中在基建及相关领域的投资，预计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维持1至2年。因此，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国内消费的启动。政府已对此已有充分的认识，前期出台的七项扩大消费政策将有助于拉动农村消费、扩大城市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这次推进社保、医疗、教育等改革，有助于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拉动消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和中长期增长。
另外，政府还鼓励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今年中央财政拟安排200亿元专项资金，用贴息方式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在加大自主创新投入方面，国家将加大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的实施力度。这方面今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将达到1461亿元，增长25.6%，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3G、节能环保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等行业是国家资金扶持的重点。技术创新将极大提高生产率，这是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随着政府经济转型决心的加大，中长期来看，内需和消费将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中国经济将实现与欧美经济一定程度上的脱钩。经过此轮世界经济大调整，中国在全球经济的份额也将进一步扩大。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在过去10年里就不曾间断过，只不过在高速增长的GDP面前，争论就只是争论罢了。但2008年，就在国人畅想未来黄金十年的时候，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首次让我们在增长方式问题上达成共识：当油价冲破150美元/桶，跟着外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滑落，特别是今年经济刚刚有起色而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人口红利又遭遇民工荒时，每个憧憬未来的中国人都明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等了。
今年两会上，中央政府高瞻远瞩、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除了已经推出的汽车家电下乡、区域经济振兴、新能源、物联网等政策外，我们预计后续配套的政策仍将陆续到来，包括财税政策及产业政策等。春江水暖鸭先知。资本市场晴雨表的作用此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内需、新能源、互联网、区域经济等板块争先恐后以鲜红的k线描画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宏图，而代表过去发展方式的周期性板块则被贴上“高增长结束”的标签，遭到无情抛弃。喜新厌旧也好，顺应市场也罢，资金的本质是逐利的。
但转变增长模式真的就这么简单和顺利吗？不然，前进的道路从来就不平坦，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是任重道远。
比如内需：汽车家电下乡后，内需总不能再依靠农民了吧，以后长期增长就得看人民收入增长的快不快了，这就需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和配套社会保障体系；再说民间投资，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因热衷炒房一向为群众不齿，但细想下也情有可原，他们前些年倒是投资了煤矿的，后来不是又被退出了吗？高收益行业持续国进民退，竞争激烈的制造业本来就不好做，背上民企身份还容易遭银行白眼。所以，民间投资的关键还要看国家让不让投，以及让到什么程度。
再看各级地方政府。区域振兴计划显然寄托了中央对地方的殷切希望，地方政府才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实施者。受此激励，各地宏伟的发展规划相继问世，高潮则是湖北推出的10倍于全省年GDP的12万亿元投资计划。比较这些规划的内容，基本都是：基建开头，引进企业在后（央企和大型出口加工企业尤其受欢迎），最终实现出口。而建设资金来源则无一例外：主要依靠土地运作。
所以，在转换模式上，需要人民的地方，人民已经尽力了；而需要地方政府努力的部分，我们看到仍是旧模式的延续：居民用积蓄买房推高地价，让政府能够从土地出让中获得建设资金，修路建房引进大企业出口，进一步促进GDP的增长。这种筑巢引凤的模式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决策。比如在治污和能耗问题上，通过传统产业的产能控制和行业整合已初见成效。但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而言，这些显然还不够，还需要理顺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各级政府政绩考核模式、收入分配机制、行业准入问题、民企融资问题乃至社会公平问题等等，而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和勇气的。
因此，现阶段我们必须回归现实，在进出口形势不明朗、甚至可能出现贸易逆差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最现实的依然是居民的住房消费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何况，悬在银行头上的坏账之剑，也需要靠经济增长去逐步化解，否则无论是经济增速陡降还是房价暴跌，都会在瞬间把坏账做实，这个结果恐怕没人愿意看到。
转型是大方向，但受体制的制约，见效没那么快。周期性行业不讨喜，但在总产能受约束、需求仍在增长的情况下，盈利继续好转。而且，即使悲观地认为中国的重工业化阶段快结束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还排队等着搞基建呢，中国经济已经外向了多年，不能一说转型就立刻关门只给内需供货吧。
所以对资本市场而言，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当然这也是股市的常态，市场先生时常都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现实中忙累了，需要梦想来振奋；梦做久了也总有醒来的时候。所以，巴菲特的师傅才会说市场先生的情绪特别容易波动。但其实市场有时更像位纯情的姑娘，特别钟爱有理想的青年，哪怕现阶段是穷小子。而家底殷实的那些人，显然是土财主了，没情趣。
六、近况分析
尽管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优势，但近来有迹象显示，随着“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渐消失，这将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最近一段时间，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社会各方都在呼吁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此化解日益突出的“民工荒”及劳资矛盾等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我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渐消失，但这将有利于打破我国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6.1低劳动力成本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
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吸引投资、吸引外来资本的最大优势之一，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追求劳动力的廉价，而是达到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就已经暴露出目前廉价劳动力制度的弊端和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人力成本长期偏低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第一，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长期的低工资不利于提高我国居民的购买力，实现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数据显示，居民消费率的高低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模式有着密切关系。2009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5.6%，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总量的国际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为1.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而GDP总量居世界第4位；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为882美元，而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370美元。1990年到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和人均水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6%和6.6%，比同期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低2.4个百分点。两者之间的差幅呈扩大趋势。
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增速慢于GDP增速的差幅从1990年至2000年的2.3个百分点扩大到2000年至2007年的4.8个百分点；人均水平的差幅从2.2个百分点扩大到3.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水平低、增长缓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第二，外资企业容易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压制我国企业的竞争地位。长期低工资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了他们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造成了压力。
第三，不利于工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劳动力价格长期过低，会使劳动者收入始终无法提高，无力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素质长期处于低水平。
第四，阻碍产业升级。我国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世界市场的需求弹性较小，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很小，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阻力。
第五，出口产品容易陷入反倾销困境。中国人工成本极其低廉，出口产品容易成为世界各国实行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今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中国频频遭遇各种各样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调查，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遭遇贸易救济调查19起，涉案金额11.9亿美元，同比大增93.5%。
6.2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发生转变
事实证明，如果仍然沉浸于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停留在“中国组装”、“世界工厂”的低附加值模式，而不主动向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模式进行转型，未来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廉价劳动力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形成出口成本优势，但从长远来看，出口已经尽显疲态。因此，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改变传统的低工资、低成本、低利润的制造业模，优化经济结构，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一是随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业部门的经济收入得以不断地提升，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减少了劳动力短期市场供给，近年来的民工荒和招工难已显露出这一矛盾，廉价劳动力时代有望逐渐消失。
二是从劳动力来源和劳动力的价值观变化来看，新生代的农民工正在逐步成为劳动力主力军，他们与老一代相比更容易适应城市化生活，对现代化城镇生活的追逐动机更强。外出打工和土地经营权所带来的收入不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替代关系。由此，本土企业所依赖的低劳动力成本出口竞争优势将逐步消失，迫使我国重新思考以出口导向拉动发展的政策取向。
三是随着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出口加工企业所拥有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不提高他们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就难于和其他国家的产品竞争，甚至无法生存，就更无法保证为我国普通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四是“民工荒”倒逼工资上涨。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不断增加，一般劳动力工资收入上涨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我国始于1996年的教育产业化式扩张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而技能型人才培养明显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随着人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紧缺导致工资上涨将会越来越普遍。
6.3从两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第一，要提高居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收入，并不只是一个短期刺激经济的应急方案，更是保持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我国在制定收入分配优化方案时，应以更长远的眼光、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审视国民收入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提高收入，必须从多渠道、多领域、多环节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通过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等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最终消费不断扩大。
一是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在初次分配中，通过劳动立法等手段，提高劳动者报酬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对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设立最低工资界线，保证劳动者应有的收入。在再分配中，通过社会保障收支、经常转移收支等再分配形式，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要增加农民收入、加大促进农民消费的力度。不仅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要加大拓展农民的消费力度。尤其是要将适合于农村消费的产品送到农村，有效地刺激和扩大农民的潜在消费欲望，并提升农民的即时消费需求，使农村消费潜力得以释放。
第二，要加快改变外贸增长方式。目前，中国出口虽在不断好转，但仍面临外围市场复苏基础不牢固、不确定因素增加、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应提高主动性促进出口持续复苏，如加快优化出口结构，扭转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充分利用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方式促进贸易增长；继续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出口应尽快由过去主要靠低成本优势逐步向依靠技术创新、进步和经营管理方式改善的优势转变。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探索新的竞争方式和思路，诸如提高生产率、更多生产高质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培育更多在质量和产品附加值方面拥有国际美誉度的企业，从成本优势逐渐向质量和品牌等优势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