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上市公司的发展中，政治关系是不可忽略的角色，企业越来越关注与政府之间的联系。自2006年我国股市改革的成功后，印花税的调增，银行利息等的变动对股市影响，在我国引起社会公众对政治与企业业绩的普遍关注。

　　最早的关于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的研究是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分析可以得知，政府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市场经济的干预和诱导；二、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企业作为主要利益团体来影响政府决策与法律制定过程的行为，受到社会各方面更多的关注。因此，按此推断，政治关系的变动将对企业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在以往的文献中有人研究了公司中的政治关系行为，以及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的多重角色。但专门就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文献缺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政府与企业之间不仅仅是监督与被监督、纳税与收税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唇寒齿亡的关系。如今，政府与企业有着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例如劳动就业，能源供应，科学发展等。政府作为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支持、援助往往可以使其获得更优越的竞争条件和更强劲的发展环境。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商业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企业是否成功地运用政治权力获得潜在的利益，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及企业竞争力。所以本文旨在研究政治关系在企业业绩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

　　由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企业是在一个政府的管制下运营，政府管制影响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的交易成本。黄德尊（2006）提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10多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治理功能和专业化水平与西方标准相比一直很差，董事会里充斥着政府官员（现任的或前任政府官）董事会不起作用。政治关系损害企业业绩，全世界企业通过股票发行进行的私有化会提高公司的业绩，中国却是一个特例。但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通过对证券市场中6256多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统计、分析以此得出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结论。

　　二、文献评述与假设发展

　　（一）政企关系的发展

　　传统体制时期的政企关系（1978—1986年）的扩权让利阶段。政府编制和推行国民经济计划，而企业被动执行计划，缺乏自主经营权。一切活动都围绕政府转，对市场信号则反应迟缓。体制转轨时期的政企关系（1987—1991年）以承包制作为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方式的改革保证阶段。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制度。承包制使企业与政府通过订立承包合同，建立起有法律保护的契约关系，使中国体制改革开始进入企业制度的学习引进和创新阶段。但承包制仍是一种旧企业制度，它只是一般的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而不是实行法律所有权和经济所有权的分开，难以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市场改革深化时期的政企关系1992年至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以市场为中心。围绕市场这个轴心运行。这一时期，政府从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等具体事务中转变过来。从微观向宏观转变，政府不再过多的干预企业，而是通过市场作用，让企业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政府职能转变为致力于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承担起社会生活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轻企业的负担，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评述

　　1．公司政治行为（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CPA）

　　西方学术界把任何直接试图影响政府政策或政治过程的复杂行为称为公司政治行为，简称CPA（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公司政治行为往往反映了企业与政府之间互利互惠的关系，而企业有一定的积极性。从政治学科理论角度讲，政府因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特征不同，企业为了了解并倾向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经济学科理论看，公司政治行为认为能够从政府中获利的企业会主动进入政治领域，政治过程被看成政府官员和私有参与者之间进行市场交换的一种形式，是在交易成本上最有效地进行资源安排。从管理学科理论等方面讲，企业的资源依赖性，依赖于政府有利的政策。例如，通讯、公用事业、交通等行业中的企业。进而引发的启示是：与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干预的范围及深度要大得多，对工商企业的影响也更大。不同环境下的CPA存在差异要清楚界定CPA的概念，在全面正确地理解CPA情况下，可以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2．政治关联性研究

　　卫武、田志龙和刘晶（2004）认为：目前在政企关系的研究文献中，从企业性质角度考虑的政企行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是天然的政治联系，经营活动中普遍重视各种政治策略的运用。二是民营企业，在关注政治事务和参政议政的意识开始加强，但其性质决定较难组织党建工作。三是“三资”企业，不仅很少邀请政府官员参观访问，而且很少参与政府和行业的工作会议所以更不可能组织党建工作。这样看来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对国有企业以及对部分民营企业的研究。

　　卫武、田志龙和刘晶还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普遍采取政治公益策略、政治公关策略、政治参观策略、政治参与策略、政治宣传策略、党建策略和政治媒体策略等七种政治策略，从而广泛获得政府资源、政治竞争能力与优势、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四种政治绩效。并且我国企业实施政治策略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经营活动。政治策略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滞后性和随机性，所以本文旨在说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的政治策略与企业业绩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3．中国政治资源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企业政治绩效的特点：卫武（2006）认为企业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可以获得政策信息、市场准入、政治影响力、减少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等等各种利益。另一些学者认为，企业采取政治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大于其所花费的成本，并且企业政治活动对企业绩效（通常是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很难衡量（ Epstein，1980）。而对于中国企业政治绩效的特点，卫武认为：企业政治策略的实施，是影响中国企业政治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企业政治策略已成为企业总体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政治活动能够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影响，有助于中国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他们通常具有哪些政治资源，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哪些相关的政治策略，并最大限度地获得哪些相关的政治绩效，并为中国企业管理人员应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战略决策选择提供了参考依据。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中国企业家如果需要在政治活动上有所作为，可以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来预测或影响政府政策的变化，争取和借助政治的力量，利用政府资源促进本企业发展，进而影响企业业绩。

　　4．政治环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作用于某一产业的政府政策和规章，并不是将它们的影响平均分配于这一产业内的所有企业，而是将它们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某一个或某一类企业，而对另外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样，政府的政策将影响到行业的竞争格局，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企业可能因此失去某种或某些竞争优势，并最终失去其所拥有的市场地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作为一种资源来经营，一些实证研究者的结论并不一致，但其中大多数研究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而且，如果每个企业都是理性的行为者，那么大量的企业参与公司政治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其背后潜在的巨大利益可以影响企业业绩。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增多和增强以及大量的利益集团对政府进程的参与，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不应该只是迎合外部环境，而应该积极地影响它，来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并保持企业业绩的增长。

　　5．政企关系的多重性

　　企业和政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理论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事物不断发展变化，它们的关系也将随着产业、企业规模、位置、产品类型以及销售服务等变化而变化。现有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交警与司机’的关系。政府致力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只需要告诉企业什么不可以做，在此范围之内企业拥有经营活动的全权，政府不进行干涉；第二种是‘手足’关系。企业与某些政府部门结成利益共同体，政府全力扶持企业的发展；第三种是”父子“关系。企业没有独立的地位，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物，政府通过制定各项计划直接对企业进行协调。”这样看来，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仅存在竞争的关系，而且存在着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关系。

　　在竞争方面，政府作为消费者、供应商和社会经济主体之一与企业存在着竞争关系。

　　（1）政府作为消费者与企业的竞争。政府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存在，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及成长的日常开销，就要产生购买行为。这种购买行为包括原材料购买、设施设备的购买、商品的购买、劳务及各种科学专利发明和债券等。政府作为消费者与企业就形成了购买关系。根据竞争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模型我们可知，作为消费者的政府，与企业必然存在着讨价还价的竞争。所以说政府作为消费者与企业存在竞争关系

　　（2）政府作为供应商与企业的竞争。政府是企业再生产重要资源的供给者。政府在调节经济社会运行时提供的资源有非物质形态的资源和物质形态的资源两种形式。政府提供的资源一般都具有社会现实用途，企业获得了政府资源也就获得了从事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条件，因而企业普遍对寻求政府的资源有较高的积极性。这样，政府就成为了企业的供应商之一。同样，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模型告诉我们，政府作为供应商与企业同样存在讨价还价的竞争关系。

　　（3）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一与企业的竞争。政府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一，与企业处于平等的地位，两者在经济的运行中必然有一定的利益冲突。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主要包括三项职能：一是维护正常的、良性的市场秩序，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的公平性，维护企业所拥有的正当权利，使所有的企业能够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并真正实现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与增长，这是政府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协调和保护本国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政府应当熟悉和把握国内外相关产业和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竞争状况，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和指导企业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促进企业业绩的提高。

　　（三）假设发展

　　通过对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拥有政治资源可以使政府与企业关系密切，企业从税收、贷款以及房地产租售等方面获得政府支持，反过来企业也可以通过担任政府经济顾问、各种咨询委员会成员以及公益性捐款等途径接触政府部门。比如，公益性捐款能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同时也为企业参与政治制定政策提供了机会，因为各种公益性捐款所体现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可以博得政府的好感与信任。这样企业参与了政治，其拥有政治职位的人员就可以及时反馈市场需求，主动把握市场动态影响政府的决策。同样企业给政府带来了税收，政府可以也给企业提高更多的资源，比如给企业提供购买合同，提供垄断产品，减免税收。

　　总之，政治关系良好的公司不仅是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政策上的优惠，而且可以通过企业的行为影响政府的决策向有利于公司方向制定。同时，在政府政策制定后可以更能理解和把握政策的方向，从而使企业行为做出及时调整，提高企业业绩。

　　因此，预期有以下假设：

　　假设：拥有政治关系（政治资源）的企业，其绩效显著比没有政治关系（政治资源）的企业好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了2001年至2005年在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删去了变量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6256家样本公司。研究中所用的政府官员数据通过阅读公司年度报告获得，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从表2可以看出，GOVG1的均值为0.392，说明有39%的上市公司存在同区域政府官员。NOWGOV1的均值为0.08149，说明在本文的样本中有8%上市公司存在现任政府官员，BFGOV1的均值为0.4586，说明有约45%的上市公司存在前任政府官员。GOV1G1的均值为0.0765，说明有约8%的上市公司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NOWGOV11的均值为0.081，说明约有8%的上市公司存在同区域现任人大代表。ROA的均值为-0.006，说明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均值为-0.6%.ROE的均值为0.001，说明上市公司净资产报酬率均值为0.1%.CROA的均值为0.007，说明上市公司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均值为0.7%.CROE的均值为0.023，说明上市公司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均值为2.3%.BT的均值为0.131，说明上市公司政府补贴率均值为13%.ASSETFEE的均值为0.11，说明上市公司总资产费用率均值为11%.

　　表1变量定义表

　　变量变量含义

　　GOVG1如果公司存在同区域政府官员＝1，其他＝0

　　NOWGOV1如果公司存在现任政府官员＝1，其他＝0

　　BFGOV1如果公司存在前任政府官员＝1，其他＝0

　　GOV1G1如果公司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1，其他＝0

　　NOWGOV11如果公司存在现任人大代表＝1，其他＝0

　　BFGOV11如果公司存在前任人大代表＝1，其他＝0

　　GOV2G1如果公司存在同区域政协委员＝1，其他＝0

　　NOWGOV21如果公司存在现任政协委员＝1，其他＝0

　　BFGOV21如果公司存在前任政协委员＝1，其他＝0

　　ROA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资产总额

　　ROE净资产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

　　CROA总资产核心报酬率＝营业利润/资产总额

　　C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净利润/股东权益

　　BT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利润总额

　　ASSETFEE总资产费用率＝三项费用/资产总额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标签最小值最大值中值中位数

　　GOVG1 0 1 0.392

　　NOWGOV1 NOWGOV1 0 1 0.081

　　BFGOV1 BFGOV1 0 1 0.459

　　GOV1G1 0 1 0.077

　　NOWGOV11 0 1 0.081

　　GOV2G1 0 1 0.084

　　NOWGOV21 0 1 0.059

　　BFGOV21 0 1 0.063

　　ROA -16.11 0.51 -0.006 0.034

　　ROE -134.79 81.70 0.001 0.059

　　CROA -7.095 1.01 0.007 0.028

　　CROE -136.39 82.80 0.023 0.076

　　BT -70.45 125.71 0.131

　　ASSETFEE -0.99 7.1 0.110 0.078

　　2.单变量分析结果

　　表3对是否存在政治关系的企业业绩进行了单变量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当GOV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1.25%，而当GOV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等于-1.8%，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3.17，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表3单变量分析结果

　　变量ROA ROE CROA CROE BT ASSETFEE

　　均值T值均值T值均值T值均值T值均值T值均值T值

　　GOVG1 0 -0.018 -3.17*** -0.017 -0.65 0.0001 -3.19*** 0.0062 -0.57 0.126 -0.21 0.1179 4.04***

　　1 0.0125 0.0297 0.0166 0.0487 0.140 0.0977

　　NOWGOV1 0 -0.009 -1.71* -0.006 -0.71 0.0048 -2.05** 0.0149 -0.75 0.1329 0.18 0.1119 2.27**

　　1 0.0261 0.0838 0.0267 0.1132 0.1152 0.0885

　　BFGOV1 0 -0.021 -2.99*** 0.0071 0.19 -0.001 -2.89*** 0.0294 0.2 0.1236 -0.31 0.119 3.5***

　　1 0.012 -0.006 0.0158 0.0152 0.1408 0.0993

　　NOWGOV11 0 -0.009 -1.71* -0.006 -0.71 0.0048 -2.05** 0.0149 -0.75 0.1329 0.18 0.1119 2.27**

　　1 0.0261 0.0838 0.0267 0.1132 0.1152 0.0885

　　GOV1G1 0 -0.009 -1.89* -0.002 -0.34 0.0046 -2.37** 0.0189 -0.39 0.1339 0.31 0.1108 1.01

　　1 0.0306 0.0423 0.0307 0.071 0.1018 0.1001

　　当GOV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的均值为1.66%，而当GOV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等于0.01%，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3.19，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GOV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的均值为9.77%，而当GOV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等于11.7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4.04，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费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费用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GOV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的均值分别为2.97%、4.87%和14%，而当GOV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分别等于-1.7%、0.62%和12.6%，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分别为-0.65、-0.57和-0.21，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和政府补贴与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任职的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当NOW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2.61%，而当NOW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等于-0.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1.71，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的均值为2.67%，而当NOW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等于0.48%，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2.05，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的均值为8.85%，而当NOW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等于11.1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2.2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费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费用率显著低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政府中任职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的均值分别为8.83%、11.32%和11.52%，而当NOW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分别等于-0.6%、1.49%和13.2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分别为-0.71、-0.75和0.187，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和政府补贴与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当BF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前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1.2%，而当BF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前任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等于-2.1%，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2.99，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BF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前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的均值为1.58%，而当BF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等于-0.1%，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2.8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BF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前任政府中任职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的均值为9.93%，而当BF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等于11.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3.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费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费用率显著低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

　　当BFGOV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前任政府中任职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的均值分别为-0.6%、1.52%和14.08%，而当BFGOV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担任官员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分别等于0.71%、2.94%和12.36%，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分别为0.19、0.2和-0.31，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其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和政府补贴与高级管理人员在前任政府中任职的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当NOWGOV1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2.6%，而当NOWGOV1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等于-0.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1.71，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的均值为2.61%，而当NOWGOV1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等于-0.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1.71，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的均值为8.85%，而当NOWGOV1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等于11.1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2.2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费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费用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

　　当NOWGOV1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的均值分别为8.38%、11.32%和11.528%，而当NOWGOV1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和政府补贴（BT）分别等于-0.6%、1.49%和13.2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分别为-0.71、-0.75和0.18，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核心报酬率和政府补贴与高级管理人员在现任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当GOV1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的均值为3.0%，而当GOV1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报酬率（ROA）等于-0.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1.8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

　　当GOV1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的均值为3.06%，而当GOV1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CROA）等于-0.9%，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为-1.89，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公司的总资产核心报酬率存在显著差异。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总资产核心报酬率显著高于没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

　　当GOV1G1等于1时，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政府补贴（BT）和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的均值分别为4.23%、37.1%、10.18%和10.01%，而当GOV1G1等于0，即公司没有高级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担任官员时净资产报酬率（ROE）、净资产核心报酬率（CROE）、政府补贴（BT）和总资产费用率（ASSETFEE）分别等于-0.2%、1.89%、13.39%和11.08%，对二者进行均值的T检验，T值分别为-0.34、-0.39、0.31和1.01，即有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其净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核心报酬率、政府补贴和总资产费用率与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人大代表中任职的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结束语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取了2001年至2005年共6256家样本公司对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采用了同区域政府官员、现任政府官员、前任政府官员、同区域人大代表、现任人大代表、前任人大代表、同区域政协委员、现任政协委员、前任政协委员，作为公司具有不同程度政治关系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同区域政府中有现任官员的、现任人大代表、现任政协委员其业绩（ROA）总资产报酬率、（CROA）总资产核心报酬率、（ASSETFEE）总资产费用率、显著比没有的高。这说明，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政治关系是其业绩的影响因素之一，具有政治关系公司，更能从政府处获得优惠政策，从而其业绩更好。

　　本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政治关系与企业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存在显著关系。本文的不足在于，未能更严格地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探索政治关系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注释

　　[1]黄德尊。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J].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6，（9）

　　[2]田志龙。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J].湖北武汉：中国软科学，2004，（2）

　　[3]卫武，田志龙，刘晶。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政治关联性研究[J].湖北武汉：中国工业经济，2004，（4）

　　[4]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6，（2）

　　[5]高勇强，田志龙。政治环境、战略利益与公司政治行为。 [J].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04，（2）

　　参考文献

　　[1]田志龙。公司政治行为：西方相关研究的综述与评价[J].湖北武汉：中国软科学，2004，（2）

　　[2]卫武，田志龙，刘晶。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政治关联性研究[J].湖北武汉：中国工业经济，2004，（4）

　　[3]卫武。中国环境下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及其关系研究[J].管理世界，2006，（2）

　　[4]高勇强，田志龙。政治环境、战略利益与公司政治行为。 [J].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2004，（2）

　　[5]裴献华。浅析政企关系的多重性[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9）

　　[6]章洁，沈婧，陈靓曼。浅论当代政企关系的走向[J].武汉：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6，（2）

　　[7]余航。论中国政企关系的发展演变及改革模式[J].湖北武汉：武汉理工大学430070

　　[8] Epstein，Edwin M……“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Research Approaches and Analytical Issues”[J]. in Lee E. Preston（ed），Research in Corporation Social Performance and Policy，1980（2） 1-55

　　[9]徐家良。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中美体制比较的意义[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2）：86-95

　　[10]陈天详。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J].管理世界，2006，（6）

　　[11]瞿长福。企业家离政治多远才安全[J].中国企业家，2001，（1）

　　[12]高勇强，田志龙。中国企业影响政府政策制定的途径分析[J].湖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2）

　　[13]中国社科院财经所。完善市场秩序的政策研究[J].财贸研究，2001，（1）

　　[14]谢闽。公司政治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6，（3）

　　[15]吴士君。跨国公司政治风险预防[J].上海综合经济，1996 （5），42- 43

　　[16]黄德尊。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J].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