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乡，孩子到了十二岁，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放在过春节的十五天内的某天举行。亲戚朋友们拿着扎好的灯笼。提者蒸得又白又大的动物造型的馒头来聚会。叫做“全灯”。这全灯的意义大概是宣告孩子童年时代的结束，祝福孩子的未来灿烂光明。我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仪式，好象是听母亲说的，但我长到十二岁，竟没有听说村子里那一家给孩子全灯。那时一是因为“破四旧，立新风”，人们也觉得这仪式旧了；二是因为大家的日子不算宽裕，便不自觉地将这仪式忘了。总之，我十二岁的春节到了，不见母亲提给我全灯的事，也不见父亲提给我全灯的事。我心里有些纳闷，也有些委屈。那时，我在邻村读初中，父亲在乡里的“五？七农林学校”当老师，母亲在生产队劳动，弟弟妹妹在村里上小学。大年三十晚上，我好象提醒似地给母亲说：“妈，过了年我就十二岁了。”

　　母亲正在包饺子，她抬起头，笑了一下，说：“生产队说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明天吃完早饭，你跟我去队里的石灰窑抬石头，挣上些工分，咱们家这几年欠了队上不少。你去不去呀？”母亲说到这里，看看我。我说去。母亲说：“好呀我儿子知道为家里挣工分了。”

　　我们家六口人，除了父亲不拿队里的工分，剩下母亲与我们兄妹几个的口粮全靠母亲一个人在队里挣工分维持。为了挣工分，母亲往往干一些男劳力干的活，比如给生产队的牛割草，有时星期天我也陪着去，饲养员用称称了母亲背回的草，啧啧称奇，一百五六十斤重的草，他不相信一个女人能从深山沟里背回。想想母亲的艰难，我能不去吗？

　　石灰窑干活人很多，村里能干活的人全来了，有挖石头的，有抬石头的。父亲也参加了劳动，他挖石头。母亲和我抬石头，每次母亲都把筐绳往她那边挪，我不想人笑话我力气小，就往我这边挪。母亲说，别挪，压得不长个子了。我就住手。全村人干到天黑才将石灰窑装满。摸黑往家走，村里人住得分散，等拿手电筒和灯笼的都回了家，路上就剩下父母和我三个人。我们默默地走路，父亲忽然问我怕不怕，我说有你们在怕什么呀。父亲说要是你一个人呢，我说要有一柄手电筒，一把镢头就不怕了。父亲就把他肩上的镢头给我扛。

　　初二走亲戚，初三走亲戚，初四走亲戚。都是分散开的，弟弟妹妹走这家，我一个人走那家。母亲父亲则留在家里，招待来拜年的人。以前，我是没有单独走亲访友的。我暗喜这可能是给我全灯的信号。但还是没有人提给我全灯的事，我便下决心将这事忘掉。

　　初七学校就开学了，学校要搞勤工俭学，让学生自己给自己挣学费，挣书本费，学校准备让学生去山后的林场打树籽，山后的林场有好大好大的洋槐树林，树上都是黑黑的树籽，老师让每个学生从自己家出发，赶天亮在林场边集合。

　　我家离林场不远也不近，从我家出来，沿着山坡往上爬，爬到山顶再往北走一里路的样子就到林场了。

　　天不亮母亲就起了床，我躺着炕上听见风箱吧嗒吧嗒的响，就想母亲肯定是为我做饭了，就赶紧起来，果然，母亲为我做了我最爱吃的面疙瘩，外地有人叫拨鱼子，我们那里称为“laowasa”，母亲为我盛到碗里，看者我吃完后把我送到门口，递给我一个灯笼，说：“这是你大昨天买的灯笼，上山的时候照个亮。”我接过灯笼，手里拿者挠钩和布袋，往山坡上走去。我感到母亲在后面注视着我，提着灯，便感觉父亲就在身边，便不觉得天黑和害怕。

　　爬到山顶的时候，我看到东方天边有一团火红的东西在往上涌动，我看呆了，我想欢呼，但周围太静了。太阳就这样升起来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因为父母没给我“全灯”而感到遗憾。相反，一想起那个摸黑往家走的夜晚和打着灯笼上山的黎明，我就感到温暖，感觉自信。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别出心裁的全灯。我好几次都想问问父母，那次是不是他们有意的安排，但我都没问，我永远的记住了那一个温暖的黎明，记住了母亲身后注视的目光，记住了父亲默默无语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