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总是要做许多事情，一些是出于利益，一些是出于心情。所谓出于利益，是把做事当作谋生的手段，这些事可能自己并不喜欢，或者不是心甘情愿，或者根本就是违心的，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为。所谓出于心情，是指做自己喜爱的事。做这些事可以不图报酬，不为名声，完全是出于一种心情。陈景润当年在一张破书桌，一张双层床，不足十平米的低矮宿舍内，演算他的1+1.草稿纸装满了十几麻袋，饿了就喝点开水，啃几口馒头，从来没有抱怨。没有人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别说是报酬、名声，没有人找麻烦，他就感到十分庆幸了。他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图，他的工作完全是出于他的喜爱，出于他的心情。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当数学家，因为他当一个中学数学老师都当不好。如果不是他的厦门大学老师慧眼识英才，恐怕真的就要明珠落沙了。

　　人生短暂，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从来都是为着别人忙碌，为着利益忙碌，为着声名忙碌。那么他到了晚年就会感到空虚，感觉别人不再需要他，而成了多余的人。世界上99.99999%的人当不了总统，当不了比尔盖茨，得不到诺贝尔奖，成不了科学家。所谓成功其实就是把自己喜欢的时做好，有一份对待工作的真心情。快乐不过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写文章能被报章杂志录用，能够出得了书当然快乐。但天天等，等来的却是退稿通知；那就请别人赞助，或者自己花钱买一个书号，虽然出了书，但堆在家里卖不出去，那心情也不一定快乐了。如果写文章不是为了当作家，而是作为一种乐趣，只要有人读，只要能引起别人，那怕只是几个人的共鸣就是快乐；某一天突然在邮箱里收到一分电子邮件，说是你网上的文章被杂志社转载了，那种突如其来的，完全出于意外的消息，一定是非常令人快乐的。

　　如何看待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家有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儒家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三不朽，实际上是要求人在活着的时候多作一些有益的事，这样在死后就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而道家则强调任性逍遥，重视自我的适意与解脱。道家更看重生命的本真，看重生活质量，它反对为了虚名而劳心费神。实际上，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人应该为社会做些事，但是人不能为了虚名而失去自我。做自已想做能做的事，就是所谓“心为物宰”。为虚名和物欲而奔波受累则是“心为物役”。禅家要求人活得充实而愉快，它并不反对劳作，而是反对受物累而迷失真我。因此，真正的禅家是“随缘适性，超然洒脱”的。庄子认为，作为形体的生命，是没有绝对自由的，只有作为精神的生命，才能绝对自由。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他希望自己的精神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进而让精神的生命去解放形体的生命，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

　　陶渊明是深受庄子影响的文人，他饱尝心灵受到羁绊的困苦，写下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回去吧，田园都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呢？既然自己的心为躯体所役使，为何还要独自悲愁呢。他深感心灵受人制约的不自由，终于弃官归隐。像陶渊明一样，人活在世上，难免要有求于人，难免要做些违心的事。但如果对生活没有特别的苛求，能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就能让烦恼降低到最低程度。就能归生活一点宁静，一点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