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68591亿元，同比增长7.5%，增幅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5%，由前几个月下降转为小幅增长，但比预算目标低5.5个百分点，并低于地方收入增幅。与经济步入中速增长阶段相适应，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中既有临时结构性减税因素，更有经济增速平缓、税制内在机理以及财政投入与经济增长互动效率骤降的原因，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然，也是处于深度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在财政收入上的必然反映。
今后，随着经济由快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未来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状态很可能是常态。但是，经济转型和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与经济增速放缓交汇在一起，财政支出面临巨大的压力。从短期来看，这意味着政府需要适应财政收入进入个位数增长的现实，承认其放缓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进一步增大容忍度和认可度，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在开源节流、增收减支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上下足功夫，必要时考虑合理“收缩”政府的职能边界和支出范围。长期来看，则需要政府的决心和魄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碍，主动推进改革，实现经济的转型和长远发展。
优化税制开拓新财源收入
在现行税制注重对“流量”征税的基础上，探索加大对“存量财产”征税的力度，优化税制开拓财源，并结合财政体制改革构建和完善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公平调节。
一是推进资源税改革进程。尽快实行煤炭、岩金矿、磷矿等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部分品目可先行试点，在一定幅度内根据资源差异确定税率标准。在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可以将资源税作为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之一，建立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二是推进不动产税制改革。在总结上海、重庆两地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制度，可考虑将原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等项税费合并整合，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房地产税，发挥其逐步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的作用。
三是适时启动环境税改革措施。环境税不仅给企业以成本压力促进升级换代，更重要的是给全社会“节能降耗”的环保行为以激励与引导。应按照先易后难和分步推进的原则，选择防治任务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由于环境治理属于地方政府管理范畴，因此这部分税收所得也主要归属地方。
适度利用债务空间和规模
首先，在充分考虑近期和中长期财政可持续发展和统筹把握代内、代际平衡的基础上，合理评估、适度利用债务空间和规模，来克服短期财政支出压力。其次，充分认识在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我国200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扩张性操作效果的下降，不能简单采用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扩张措施，更不能以牺牲调结构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而必须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实现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否则，人口红利的枯竭可能引致房地产泡沫破碎，我国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恐将面临经济增长中枢快速下移，交织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
为此，政府需要在短期需求下降和避免长期经济中枢快速下移之间做好平衡，自觉地把“需求管理”与中国特色的“供给管理”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即在经济周期中的每一个高速增长期，通过积极主动的结构性“填平补齐”，尽量平稳地、有保有压地拉长其时间段；而当每一个相对低迷期来临时，则通过“反周期操作”尽量以扩张和结构升级缩短其时间段，从而使经济又好又快的状态能够长期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满足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双重需要，同时锁定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和防风险等多重目标。
进一步健全政府预算体系
统筹使用政府性资源收入，建立健全政府预算体系，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在强化一般预算收入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保险（放心保）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在条件适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统筹使用一些资金，比如国有资产收益，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或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来增加财政可用财力。
严格控制政府行政经费
在守住民生底线，切实保障重点领域民生支出不缩水的同时，对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进行严格控制，并积极在配套改革中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一是以政府层级扁平化为契机减轻财政负担。宜着眼于精简效能和减轻负担的要求，在一段时期还不得不保留五级政府行政架构的基础上，首先减少财政层次，通过推行省直管县、乡财县管与乡镇综合改革等改革措施，形成中央、省、市县的三级财政架构，增强分税制财税体制的稳定性和内在协调性，塑造上下贯通、可有序运行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财政层级“扁平化”，也可望进而拉动“减少行政层级”的综合配套改革，有效降低行政成本，并促使各级政府在事权合理化、清晰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构建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级财税体制，提高行政体系运行的绩效水平。二是酌情进一步深化“大部制”改革，精简结构，降低相关运行成本。三是完善预算收支管理制度，进一步增强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和有效性，根据预算公开透明管理的要求，压缩“三公经费”，并逐步扩大预算公开范围和细化的程度，加强人大、社会等多方面监督，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
政府部门花钱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和节约意识，将“过紧日子”思想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融入于财政和经济的运行过程，更加强调结果导向，树立绩效观念。在过去十余年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不少人已经习惯于以支出买政绩，更有人已经甚至形成了年年瓜分“超收”、岁岁改善福利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模式。
当前，随着财政收入高增长时代的结束，对于这些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性“顽疾”，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加强治理。要防止一些地方为了缓解当前的收支矛盾，以及延续政绩风光的需要，而对税务机关摊派超出实际的“硬任务”，从而向企业和居民收取“过头税”；防止一些政府部门动用非规范性手段攫取非规范性收入，从而重蹈“乱收费”覆辙；加强地方债务规模风险控制，防止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等。政府“过紧日子”决不能停留于喊口号，更不能止步于短期操作，而须将其作为一种长期战略，融入于财政和经济的运行过程。
一是加快完善财政绩效管理制度，加强重大民生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审计和社会公众对预算的监督作用，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运行，通过质询和审查，提高资金绩效；三是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决制止一些地方违法违规融资和担保承诺行为，逐步将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四是逐步建立绩效预算，做到预算编制时就有绩效目标，执行和监督环节都不断强化绩效管理。通过全过程绩效管理，把节约的资金用到急需资金的项目上，用到刀刃上，通过“少花钱、多办事”达到解决财政压力的目的。
推进公共品多元化融资
做好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积极探索为有关公共品提供融资的多元化。一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努力争取农业再获丰收，保障主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促进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等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建设。
三是在基本社保、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基础设施、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继续实施重点支持，并强调资金绩效，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特别是各方协同消解弱势群体怨气，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四是创新财税政策的实施方式，采取贴息、补助、奖励等手段，发挥财政资金和财税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加大投入，加快构建多元化、多形式投融资体系。比如公司合营公私合作模式，充分利用项目自身的现金流或盘活存量资产的收益来弥补项目成本和保证一定的收益，在无须财政负债的前提下完成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提供，这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将具有比较大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