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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战略撤退

2011-07-07 10:23 来源:王江雨

  美元霸权对美国至关重要

  际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权力是国际货币安排中的支配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各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将黄金铸币作为法定货币,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其含金量来决定,黄金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进出口,各国货币甚至可以通用。因为黄金如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内在价值,金本位制实际上是一种接近自然秩序的自动运行的国际货币安排,它天然性地防止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汇率波动等金融风险,故而虽然当时并无一整套国际法律制度来维护之,金本位制还是在欧洲国家被奉行近一个世纪。

  金本位制时代的“超级大国”是英国,当时的国际关系也被称之为“不列颠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Britannica)。英国以其本身的实力成为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的强力维护者。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德国和美国)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与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因为黄金的稀缺性和价值实在性,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完全有效地操纵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因而英国无法借助金本位制维护自身的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无与伦比的最强大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的40%,黄金储量居世界2/3以上。1944年7月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在美国的强势主导之下,奠定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银行(WB)为支柱的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平心而论,尽管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我们现在仍然生活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核心设计是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即以35美元一盎司的比率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就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使美元成为黄金的等价物并且比黄金有着更广泛的用途,成为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一步到位地成就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但在1971年8月,由于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无法应付各国的挤提,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理论上讲,这是对美国的国际法义务的赤裸裸的违反,但鉴于美国强大的国力,其他国家对此也无可奈何。

  许多人认为美国放弃美元兑换黄金的行为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实不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并不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是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1971年8月之后,美国不再承担低价兑换黄金的国际义务,但这并不影响美元继续作为全球主要的支付、清算和储备货币,从而使美国在不负国际法律义务的情况下继续享受美元“铸币税”收益。可以说,美国作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其影响力不仅基于其本身的经济军事文化实力,也基于在国际层面一系列精巧的制度安排。

  在本质上,美国无需有任何外汇储备,可以通过任意发行美元来支付进口。换言之,为购买外国的商品和服务,其他国家必须通过辛辛苦苦地生产货物和服务并且对外出口以换来所需的外汇,而美国只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了。当然在现实中美国不会无限制地滥发美元,但美元的发行量无疑是远远超过了美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体现在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经常账户的赤字。美国国民所获得的来自全世界的廉价消费品,以及美国政府为维护全球帝国的军事和其他开支,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发行美元来支付。

  而美国强大的军力,包括美军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以及对全世界主要贸易航道的控制,是保证其他国家接受美元的最有力手段之一。美国的经济当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单凭经济实力,无法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否则何以解释美国的经济实力只占全球的百分之十几,而全球支付和储备货币的70%以上都在使用美元?

  如果美国经济能够基本支持美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绝对的霸权地位,那么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就永远高枕无忧。事实上,美国几十年来外交政策的关键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维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不容任何国家挑战这一地位。为此美国曾多次发动对其他挑战性货币(欧元和日元)的“软战争”。同时美国紧紧控制关键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对IMF重大决策有否决权的国家),竭力打压其他国家成立替代性组织的企图。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牵头欲成立亚洲货币组织(Asian Monetary Fund)的努力,就遭到美国及其控制下的IMF的迎头打压,最后无疾而终。

  美国开始让渡话语权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某些迹象似乎表明,美国迫于现实,已经打算在国际经济领域进行适度的战略退缩,让渡出部分话语权给包括主要是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

  第一,美国似乎打算接受人民币作为世界性的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崛起。包括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内的若干政府官员都已经表示,欢迎人民币在自由兑换和自由浮动的条件下实现国际化。然而美国人心知肚明的是,人民币之国际化不会像瑞士克朗或新加坡元那样仅仅成为另一个对美元地位无所影响的“硬通货”,相反,以中国强大经济实力支撑的人民币会在国际上被大规模用于定价、结算、支付和储备,可能有一天会超越美元成为世界上头号货币,从而结束美元霸权地位。与人民币国际势力扩张相匹配的,将是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话语权的扩大。在这方面,人民币比欧元更有潜力。

  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措施阻遏人民币国际化的势头,而是静观其变,并通过适当的压力促使中国遵循既定的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国际金融规则,即弹性的汇率政策,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在此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进展飞速,据汇丰银行最近发布的调查结果,人民币在2011年下半年将超越英镑成为全球贸易企业考虑采用的三种主要结算货币之一(其他两种为美元和欧元,英镑和日元紧随人民币之后),这还是在人民币尚不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的条件下取得的成绩。等人民币于2015~2020年间实现自由兑换及中国放开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后,人民币跃升为世界上最重要货币的前景已不可阻挡。

  第二,美国没有反对扩大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2010年4月世界银行将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使中国成为世行在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国,这一改革是在美国任命的世行行长佐利克的主导下完成的。IMF投票权改革进展缓慢,2011年3月生效的方案将中国的投票权仅仅升至3.55%,为第六大成员国。但是在IMF中反对扩大中国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并不是美国,而是几个担心其影响力遭到稀释的老牌欧洲强国,而美国亦曾试图说服欧洲转让更多的投票权给中国等新兴经济强国。

  第三,在国际贸易体制中,美国已经逐渐接受中国作为核心谈判国家之一。在2008年7月多哈回合的小型部长会议谈判中,中国首次被纳入最新形成的七国集团(G7),参与WTO的最主要的谈判。最近,美国贸易代表柯克也发表文章称,中国是多边贸易谈判中最重要的国家。

  上述三方面最要紧的是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话语权的扩大。人民币的国际化,会逐渐导致美元失去其目前独霸天下的世界地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美元国际使用范围的收缩和美国在“铸币税”收益方面的损失,美国通过印发更多货币以支付其对外债务的能力也将被大幅度削弱。以国际共识,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20~2030年间将超过美国,而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也随之迟早要超过美国或者与美国持平,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该组织的所在地为其配额最大的会员国境内,这意味着IMF有一天可能搬到中国。

  美国为何不对中国围追堵截?

  问题是美国既然明知中国崛起对其话语权的威胁,为什么不全面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坊间甚嚣尘上的种种阴谋论,如美国对中国发动货币战要毁掉中国经济等,其实既没有根据也没有明显迹象。当然很明显的原因是,美国要诱使中国做出更多让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也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到了美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程度。但这是否到了美国需要与中国分享话语权的程度?要知道美国现下实力虽有所下降,但如果要露出凶相阻截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有充分手段的。笔者以为,美国对中国的接纳是基于其自身的以下几个互相联系的原因:

  第一,对美国的决策者来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为美国带来的特权好处已经抵不上美国所愿意承担的责任。如英国《金融时报》今年2月份一篇评论所指出的,“当其他国家必须获取你的货币进行贸易,必须储备你的货币以保护其本币价值时,你的证券就可以溢价销售,因此你能够毫无痛苦地承受适当的贸易逆差与预算赤字——但可不是像美国近年来这种数量庞大的逆差和赤字”。迈克尔·佩蒂斯教授今年4月发表在该报的一篇评论也称,“尽管阴谋论盛行,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让美国不当得益的说法已经不确实。相反,它对美国和世界都已经构成一种负担”。

  美国为全世界提供流动性,其他国家大肆囤积美元,美国必然出现相应的贸易赤字,从而或者导致美国产业对外转移,失业率升高,或者美国债务的增加。美联储选择了增加债务这一途径,使美国政府与人民债台高筑,形成对外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实际上也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率和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毕竟不能持久,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恶性循环,正在严重削弱美国的融资能力和生产能力,并损害美元的信用。而一旦美元失去在全世界的信誉和可接受度,对美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性的,比美元失去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破坏更为严重。

  第二,鉴于上述原因,美国已经下决心振兴实体经济,即使要以牺牲美元的独霸地位为代价。奥巴马政府已经宣布要在5年内实现美国出口翻番,在美国政府的经济改善项目中,制造业的复兴是其最重要部分,而美元继续保持疲软则是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尽管美元长期走软非常不利于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对美国来说,恢复美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保障美国工人的就业,是更重要的政策目标。

  第三,美国外交政策本来就有“孤立主义”的基因,美国从立国以来,也并非是第一次主动从全球事务中退缩。美国从19世纪末期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依然长期主动避免参与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事务,更遑论寻求世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中途参与,威尔逊总统以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巨大热情希望能重塑国际秩序,但是为美国国内弥漫的孤立主义情绪所打击,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联协定,整个国家在1920年代又奉行孤立主义,直到在罗斯福的推动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孤立主义才被美国的全球战略所取代。虽然在全球化的现在,重回孤立主义不完全可能,但如果因为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美国在全球展现适当退缩,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将美国朝野要求在贸易政策上对华强硬的现象视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一方面,美国基于巨大的贸易赤字,希望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并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国之常情”。另一方面,美国自己也觉得是在“执行规则”,希望尽量将中国按照现有的游戏规则纳入美国当初主导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

  综上这些原因,笔者认为,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原因,美国已经至少在国际经济的政策制定领域进行战略退缩,这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和平方式扩大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留下了珍贵的空间。当然,这个过程注定也是不平坦的,美国的政策可能会有反复,而中国有效话语权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的健康发展、相关人才的储备、以及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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