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备受危机摧残的世界，已无心承担重建全球平衡的重任。

各国目前正在制定旨在重现经济繁荣的政策。美国政府希望信贷资金再次流向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而出口国——尤其是亚洲出口国——最希望的，莫过于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国能够引领需求复苏。

这是一张后患无穷的处方。

这并不是说，目前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无法缓解困境。而是说，如果这些政策最终使得搅乱全球经济的失衡长期存在下去，下一次危机会比此次更为严重。

为了避免有人说我危言耸听，有必要回顾一下十年前的那段历史。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被视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由于其负面影响从亚洲蔓延至俄罗斯、巴西和一只美国大型对冲基金，这场风暴也被称作是首次当代全球化危机。时任美联储(Fed)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资本市场这一前所未有的失灵深感震惊。这听起来是否有些耳熟？

但与当前的“海啸”相比，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末似乎颇为得体的夸大之词，最终描绘的不过是一场“暴风”而已。

这正是我要谈论的问题。在这个不平衡的世界敢于直面长期失衡问题之前，接二连三的危机对于稳定性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大。

尽管人们很难相信形势还会比眼前更糟，但我可以向你保证，1998年底的时候，人们明显有着同样的感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这场危机的种子，或许就是那些旨在平息亚洲金融危机的政策所埋下的。

当时，美国政府尽其所能，以确保危机不会波及实体经济。美联储在1998年底的3次紧急降息立竿见影。从此，美国消费者就没再回头。美国个人消费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67%升至2007年上半年的72%。美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对策，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消费狂潮。

焦头烂额的亚洲应已别无所求。美国消费者的大手大脚，对于亚洲而言犹如天降甘露。它增强了亚洲地区对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信心。亚洲发展中国家迅速加大了赌注，将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从1997-98年的36%，推升至2007年的47%。

事情并未就此止步。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亚洲经济，发现了以中国为核心供应链的协同效应。此外，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也依靠资源密集型、出口驱动型的中国经济维持生计。

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失衡成为了常态，而非例外。

然而，在美国对全球经济需求视而不见的同时，在供应面上明显出现了类似的自满情绪。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美国的消费狂潮——伴随着创纪录的债务负担、零储蓄率、以及资产市场（股票和地产）和信贷中形形色色的泡沫。

亚洲的出口繁荣也同样如此，这种繁荣催生了日益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海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超级泡沫。

当时，全球失衡是一个留待日后考虑的问题，危机之后的调整才是要紧之事。

这也正是人们目前的心态。

值得赞赏的是，奥巴马(Obama)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围绕投资基础设施、替代能源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迫切需要来制定的。但是，华盛顿方面的潜在意图过于短视，把重点放在了日益紧迫、启动个人消费的努力上。

为此，美联储、财政部和国会都急欲推动举债过度的消费者重新开始借钱，并防止负债累累的房主陷入止赎境地。据说，此时无所作为的代价高得令人却步。美国人民已做好准备，罔顾其刺激行动在债务方面的影响。

在亚洲，人们的希望也都集中在同样的方面。亚洲人如今提出的问题，都与美国消费者的境况有关。

对于亚洲政策制定者而言，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和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显然难度太大。不平衡的亚洲经济体急切盼望不平衡的美国消费者再次开始花钱，以启动又一次危机后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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