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开始放暑假了，可是儿子反而更忙。

　　前几天，他的导师来了，他陪了导师去了丽江等地游玩。

　　上海组织部一班人马接着又来考察他们这些在云南挂职的干部的挂职表现，所以没等和他导师一起回昆明，而是提前回来了。总结报告估计早就写好了，回来要对来考察的领导进行述职汇报，这边学校也要汇报的。原定他上海学校组织部长也要来的，可是临行时部长家里有人重病，不能来了。考察结果如何，我们不方便问，反正在我心里，我觉得儿子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一切，没有不到之处，只有多做了可以不做的事情。组织上如何定性，那是他们的事，我相信云南会实事求是汇报，上海的领导会实事求是地听和处理。

　　导师前天刚离开上海，昨天他上海一个舅舅家的妹妹又来了。她妹妹今年刚考上大学，让她出来散散心。去机场接到他妹妹后已到中午，匆匆吃了中午饭，又回办公室忙去了。我和老婆子大约在三点多钟领她妹妹去大观楼看看。

　　这次去大观楼是来昆明后的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和老婆子两人去玩的，第二次是陪儿子他上海的舅舅舅妈，也就是这次来的妹妹的大伯大伯母。到大观园公园才知道在举办“第四届荷花节”，我们在这里信息不灵，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节，只知道7月26日是彝族的“火把节”，在有彝族的地方都有活动。

　　大观楼，第一次去给我留下的印象和八十年代来看到的迥然不同。那时登上高楼，远望五百里滇池，浩渺的湖水，广阔如大海，其气魄之大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现在来再看，看不到滇池，只有小湖，只有新建的围堤和填湖而成的绿地。公园面积大了不少，可惜丧失了大观楼最基本的文化内涵——看滇池。所以前两次去，游人寥寥无几，以至那里的海鸥无人喂养，饿得呀呀直叫，只要有人投食，就会飞来一大群。大部分都飞到翠湖公园去了，那里不收游人门票，公园又暴露在马路边上，许多游人在那里投放食物，所以那里的海鸥，吃饱了都懒得飞翔。

　　昨天去，我拿了身份证不让我进去，非要老年证，我记得我前两次都是拿身份证就进去了。按理，这样的公园，根据国务院的通告，早就不应该收费。没法，花了10元门票钱。里面本分之八十是昆明的老年人，他们六十就有老年证（山东省也是，可我没带），不用买票。我对验票的说，身份证的法律效力高还是当地的老年证高？他们只说“这是规定”。这就是我国法律的漏洞，地方法规之权力高于国家法律。不光在这样的小事上，在其他好多地方有所表现。

　　所谓的荷花节，有其名而无其实，两个小小的荷花池，稀稀拉拉开了一些荷花。“节”早就应该结束了，因为莲蓬都已采得差不多了。

　　大观楼外表搭了脚手架在检修，“大观楼”三字不见踪影。那180字长联看白纸黑字布告说移居别处，“给大家带来不便，希谅解”。

　　只有像我们这样的游人对那残荷和搭着架子的大观楼感兴趣，绝大多数人是来休息的。许多人在打扑克、打麻将，不少人在放风筝，不少人带了吊床，吊在两颗树间在睡大觉，有的人干脆睡在树荫下的草地上。老年人合唱队在手风琴、架子鼓的伴奏下在舒展他（她）们的歌喉。昆明的老年人活得幸福，活得“滋润”，活得自在，活得悠闲，活得没有负担，活得让人羡慕。

　　外地来的青年男女在照相留念。一对青年，竟然称呼我爷爷，要我帮他们照相。我来昆明半年多来，的确老了不少，黑了不少，像云南人了。

　　今天一早，儿子和学院办公室主任（女）带着他妹妹坐七点的飞机去丽江，明天去泸沽湖。

　　去泸沽湖是为了继续完成他的研究课题，去年去了一次，收集材料还不够。

　　我们一次又一次推迟回青岛的时间，为的是留下和他一起过他的生日，可是又不能在一起过了。他的生日要在去泸沽湖的路上度过了。

　　在昆明一起生活了半年，这是六年多来的第一次。就是在这半年陪我们出去的时间没有陪他舅舅、陪他导师的多。

　　以后还回有这样的日子？我只有最低的愿望，就是能在一起玩一两天。我的愿望，我的心情，就是《常回家看看》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不过希望只是痴望，事实终究是事实。

　　他又外出了，老婆子没有了当“老妈子”的任务，我们又可外出游玩了，去哪呢？

　　网络还没好，儿子把他办公室钥匙给了我，告诉我他们上网也受限制，要有密码。家属区的网什么时侯能好？不得而知。我已经半个月没有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