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1965年度突破平衡财政原则发行长期国债以来，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状况更为突出。据资料显示，1992年日本政府公债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1.4％，200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约140％。

　　日本为什么要大量发行公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淑英认为，主要是通过扩大财政规模，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她介绍说，1965年日本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打破了坚持了16年的财政收支平衡，开始发行长期国债，日本的设想是：发行国债——刺激需求——经济复苏——税收自然增长——偿还国债——恢复财政平衡。但是，急剧扩大的国债规模和财政对债务依存度的陡升，引起了日本政策当局的不安，于是在80年代提出了重建财政的政策，以降低财政对债务的依赖程度。但建设国债无害论的出现，为日本政府继续发行国债、实施景气调节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日本发行的国债全部是国内债，对于政府而言是负债，对于购买国债的国民和企业而言却是资产，资产与负债的规模恰好相抵，不必将财政负债视为了不得的问题。况且单纯看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并不具实质意义。如果政府发行的都是建设国债，就不会导致财政危机，因为建设国债可以形成相应的公共资产，资产与债务相抵。事实上，在80年代重建财政过程中，日本政府从未停止发行建设国债，降低债务依存度的主要办法是压缩赤字国债，实现重建财政的目标。

　　张淑英认为，日本扩张性财政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掩盖了财政政策的弊端与失误。她介绍说，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对此，日本主流观点认为，日元升值必然降低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导致需求减少和经济停滞。当时日本正处在重建财政时期，但面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依然实施了刺激景气的财政政策，并且在1987年—1988年度的财政运营中，继续将扩大需求、克服“日元升值萧条”列为主要政策课题。这对日本泡沫经济的膨胀起到了先导作用。在经济结构没有明显提升、需求呈饱和的状态下，增加财政投入刺激起来的不是真正的经济增长，而是经济泡沫的膨胀。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多次发动刺激景气政策，但收效甚微。于是，日本开始对其财政政策进行反思，并试图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进行财政结构改革。1997年11月28日，日本颁布了《关于财政结构改革的特别措施法》，其中规定，将1998—2000年度定为集中改革期间，对主要财政经费均规定量化削减目标；在2003年度前，将单年度财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内；在2003年度前停止发行赤字国债。但由于1997年11月以后日本接连倒闭了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经济出现负增长。这使得刚颁布不久的“财政结构改革法”被冻结，日本重新回到了刺激景气的财政政策轨道。但此后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果已大不如前。1996年，在“提前消费”等因素的作用下，实际GDP增长率一度达3％以上。但“提前消费”过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加严重的需求不足。1997年和1998年，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1999年，尽管在大规模财政预算的基础上又先后两次追加预算，GDP实际增长率也不过0.6％。

　　在分析扩张性财政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时，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王朝才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的运用缺乏针对性，加上财政政策的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的下降。90年代日本的经济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但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基本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加上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造成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借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的局面。

　　王朝才进一步介绍说，日本的经济问题是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

　　从日本扩张性财政实施的背景和效果看，财政在调节景气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与副作用。目前，日本政策当局深陷两难境地便是其写照：继续实施刺激政策，财政危机便更加深重；若停止刺激政策，经济便可能大幅度滑坡。

　　张淑英认为，由于我国存在财政管理粗放、发行国债制约性差、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期发行建设国债，就一定要注意潜在的财政风险。王朝才认为，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他建议，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要汲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